當前位置: 數字圖書館 > 譯史長廊 >

四川與歌德 歌德與四川——為川外60華誕暨歌德研究所成立而作

來源:中國譯協網   發布時間:2016-01-12

 作者:楊武能 

  百年來中國歌德譯介和研究的中心,先後落在了上海和北京這一南一北兩大都會。兩地曆來人文荟萃,是現代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重鎮。本文所論四川卻地處偏遠,且四面高山包圍,以緻長期交通閉塞,信息不暢,生活在盆地中的人們遂給外界一個自滿自足、安于現狀和孤陋寡聞的印象,跟歌德譯介和研究這一涉外學術領域似乎很難沾上邊,更别提有什麼建樹和地位了。
其實不然!若論歌德與中國的關系,若論歌德在中國的譯介、研究和接受,若論中國歌德學的誕生、發展和傳承,不講四川真是不行,講少了也不行,因為四川對歌德在中國的接受實在是貢獻良多,地位舉足輕重。
須知,在百年來荟萃于上海、北京的歌德翻譯家和研究家裡面,有太多沖出了夔門、翻越了秦嶺的四川人。隻要由遠而近地做一番檢視,就不難發現歌德譯介和研究在我國的步步深入,有序傳承,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這些四川學人的勞績和貢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一代代四川學者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寫就了中國歌德接受史最精彩的篇章。
正基于此,本文得以立題;也基于此,中國第一個歌德研究所才創建在四川外語學院,而不在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單位。
                                                          
上篇:四川與歌德
第一階段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随着西學東漸的進展、深入,梁啟超、辜鴻銘、王國維、魯迅等中國知識界的先知先覺開始接觸到歌德的作品和思想,分别在自己的著述中對這位“德意志詩宗”(魯迅語)表示了欽敬和推崇;革命民主主義詩人和教育家馬君武則翻譯歌德的名詩《米麗容歌》(即《迷娘曲》)等作品,成為了中國的第一位歌德譯介者。[ i ]然而,“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恩格斯語)歌德真正進入中國,在中國成為衆人景仰的大作家和大文豪,卻主要歸功于郭沫若這位四川養育的天才。
郭沫若1892年出生在四川省樂山縣沙灣鎮的一個士紳家庭。他秉性聰穎,幼年即入家塾習讀《詩經》、《唐詩三百首》,中學時代則愛好林琴南的譯述小說。1913年,在家鄉和成都念過小學中學後得長兄資助東渡日本留學。因攻讀醫科必修德文而接觸到歌德的作品,很快便迷上了這位讓他感到心性相通的德國大詩人,認為歌德“是一個将他所具有的一切天才,同時向四面八方,立體地發展下去”的所謂“人中之至人”[ii]  ,并把他與孔子相提并論,說歌德跟孔子一樣也是“他有他的哲學,有他的倫理,有他的教育學,他是德國文化上的大支柱,他是近代文藝的先河……”。[iii ]  與此同時,郭沫若已着手翻譯歌德。五四運動爆發的1919年,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就在發表他新詩的同時,刊登了他翻譯的《浮士德》的三個片斷。但在中國的歌德接受史上,更加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卻是1922年郭譯《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問世。
郭譯《維特》于當年四月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初版,是歌德重要著作在我國的第一個全譯本。跟郭沫若同時的新詩創作一樣,他翻譯《維特》使用的也是白話文;這無疑對譯本的流傳起了巨大作用。同時代人評論說,郭沫若的譯筆讀來不僅十分暢達,而且極富文采與情緻,所以一問世即風靡讀書界;一代處于反封建鬥争中的中國青年欣喜地在《維特》中找到了知音。一時間,“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鐘情,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的詩句,便在廣大青年中傳唱開來,彙成了一片反對封建禮教的示威和抗議之聲……
總之,一如當年在德國和歐洲,郭譯《維特》這本“小書”也像一枚投到火藥桶裡的炸彈,在中國知識界特别是青年讀者中引發了大爆炸,造成了大震撼。一夜之間,《維特》的作者名聲大振,此前在古老、落後的中國隻是少數知識分子和詩人們的歌德,随之成為了廣大讀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追慕、崇拜的歌德!
“維特熱”不僅感染青年讀者,也影響着文學本身。蔡元培先生在《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文化》一文中,談到外國小說的翻譯對我國“起于戊戍”的“文學的革新”的推動,具體舉出的第一本書就是《少年維特之煩惱》(《蔡元培文集》第280頁,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例子是我國上世紀二十年代湧現出大量的書信體小說,如當時著名的女作家黃廬隐(黃英)的《或人的悲哀》等等,無不能看出《維特》的啟迪和影響。還有最先印行郭譯《維特》的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年出版了青年作家曹雪松一部幹脆題名為《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劇本,更明白無誤地是由《維特》改編成的四幕悲劇。再如,1932年即郭譯《維特》問世後十年,茅盾即把它寫進了被譽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裡程碑的《子夜》裡;林語堂問世于1939年的小說代表作《京華煙雲》,也同樣有年輕主人公着迷于郭譯《維特》的情節。[iv ]
《維特》的成功移植中國,“維特熱”在中國之興起和蔓延、擴散,雖為多個複雜的因素所促成,但起主要或主導作用的,照我看卻不能不說是譯者。試想,如果當年第一個翻譯《少年維特之煩惱》的不是天才詩人郭沫若,而換成了其他什麼人,這本“小書”能在中國一夜成名,家喻戶曉麼!因此,郭沫若這位四川才子對歌德進入中國并為廣大中國讀者所接受和喜愛,可謂居功至偉。
随着時間的推移,郭譯《維特》引起的“維特熱”在我國進一步演變成了“歌德熱”。到1932年歌德逝世一百周年前後,我國對歌德的翻譯、介紹、研究都出現空前的高潮,他幾乎所有的代表作都有了一個以上的中譯本。至于郭沫若本人,則“差不多是在一種類似崇拜的心情中”翻譯了《浮士德》;對他來說,“那時的翻譯仿佛自己在創作一樣”。還有他為《維特》和《浮士德》寫的長篇序、跋,都證明他對這些作品确有“精深的研究,正确的理解”。
說到《浮士德》,應該講它是大翻譯家郭老所有譯著中最重要也最具價值的一部,盡管它不像較早完成的《維特》那麼脍炙人口,影響深遠。要知道,歌德這部詩劇不僅卷帙浩繁,難解難譯,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據着一個十分崇高的地位。歌德為寫《浮士德》前後共花去六十年,因此視它為自己的“主要事業”;郭沫若為譯這部巨著同樣嘔心瀝血,曆三十年之久方能最後完成,完成後“頗感覺着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做了一件相當有意義的事”。郭老的感覺沒有錯:《浮士德》被譽為“西歐自文藝複興以來三百年曆史的總結”,“現代詩歌的皇冠”(弗朗茨•梅林語);他之譯成功這部巨著,無異于摘取了珍貴無比的文學皇冠。難怪戈寶權先生認為:“不要說郭老的全部翻譯,他就是隻譯一部歌德的《浮士德》,也就很了不起。” [v]
整個說來,郭沫若的《浮士德》也譯得相當有詩意,雖然他犯了一個做文學翻譯的大忌。也許是過分強調“創作精神”,忽視了翻譯畢竟不是創作,必須受原著的制約,而且這種制約不僅限于思想内涵,還包括藝術風格以及時代氣氛和民族色彩。郭譯《浮士德》有些個地方中國味兒太濃,甚至用了不少帶四川地方色彩的詞語,諸如“江安李子”、“封都天子”,什麼“燕老鼠”、“褴龍”、“陰梭”、“作鼓振金”等等。[vi]這些四川方言的常用詞,即使在上下文中也不易為一般讀者理解,卻給《浮士德》平添了一股濃郁的“川味兒”。一般而言,這該視為郭譯《浮士德》的一個缺點;但換個角度思考,似乎又給歌德與四川--四川與歌德非同一般的關系,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物證”。
 
總而言之,在我國譯介和研究歌德的第一階段,是郭沫若筚路藍縷,奪得了開基創業的第一功;德國大文豪歌德主要是仰仗這位四川的天才,成功地進入了中國。反過來,郭沫若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憧憬歌德,研讀和譯介歌德,受到歌德多方面、長時間的影響,才成為了咱們四川人引為驕傲的大詩人、大作家、大文豪,進而被後人譽為“中國的歌德”。可以講通過郭沫若,歌德已經跟咱們四川結下了不解之緣!
繼郭沫若之後,對歌德譯介和研究有所建樹,使歌德和四川進一步結緣的還有另外一些學人。這兒接着介紹一位不大為人熟知的周輔成。
周輔成1911年6月20日出生在四川江津縣李市鎮,1933年畢業于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系,随即留在清華大學研究院做研究生,同時任《清華周刊》編輯。後曾擔任四川大學、金陵大學、華西大學、武漢大學副教授、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由武漢大學轉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至1986年退休。
周輔成當清華研究生并兼任《清華周刊》編輯的1932年,恰逢歌德逝世百周年忌辰。其時中國的“維特熱”已經演變成“歌德熱”,于是北平和上海破天荒第一次展開了對一位外國文化名人的紀念。從前一年開始,《北平晨報》、《大公報》、《讀書雜志》和《現代月刊》以及上海的《小說月報》等都紛紛發消息、登文章,出紀念專号和特刊的也不少;周輔成所在的《清華周刊》更可謂一馬當先。後來,報刊上發表的大量文章經過挑選,分别編成了《歌德之認識》和《歌德論》兩個集子。比較而言,《歌德之認識》内容更全面,也更值得重視;誠如編者宗白華在“附言”中所說,它已“成功為一部較為完備,有系統的‘歌德研究’”。
《歌德之認識》将所收二十多篇文字編成五大部分,即:一,歌德之人生觀與宇宙觀;二,歌德之人格與個性;三,歌德的文藝;四,歌德與世界;五,歌德紀念。以第四部分《歌德與世界》為例,就有楊丙辰的《歌德與德國文學》,範存忠的《歌德與英國文學》,徐仲年的《歌德與法國文學》,德國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的《歌德與中國文化》,陳铨的《歌德與中國小說》,唐君毅的《孔子與歌德》和鄭壽鱗的《歌德與中國》等,不僅内容豐富多彩,叫人忍不住要做披覽,而且作者無一不是在中國學術史上有影響和地位的大家。專攻中國日耳曼學學科史研究的葉隽博士評論說:“《歌德之認識》全面展現了學界的相關研究,尤其在專題論述上‘精彩紛呈’、‘面貌多端’,不但歌德與中國的關系得到足夠重視,而且歌德與他國的文化淵源也得到梳理,諸如英國、法國等”。 [vii]
《歌德之認識》的編者署名宗白華、周輔成;前者時任南京中央大學教授,為早已享譽海内的學者,後者則隻是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的一名研究生。然而,實際完成編選工作的偏偏是年僅二十二歲的無名小子周輔成,而非大名鼎鼎的教授宗白華。
周輔成在《歌德之認識》的序文中回憶,他精心編好了這部内容充實、意義重大的文集,拿着稿子卻找不到出版的地方,盡管他自己甚至還有他已經成名的四川同鄉巴金都曾為此四處奔走,八方遊說。最後,他不得已找到南京的宗白華教授,宗教授毫不猶豫地施以援手,拿出超過一位教授月薪的三百多銀元,于1933年在南京鐘山書店自費出版了書稿。
《歌德之認識》1936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再版,更名為《歌德研究》;1976年台北天文出版社重排了此書。它作為我國研究歌德第一階段成果的結晶,很可能也是中國人研究外國作家和文學第一部像樣的論文集,至今在海内外仍有相當大的影響。[viii]
《歌德研究》的編者宗白華是我國美學界的前輩、巨擘,為人稱道的還有他慧眼識英才,早年在主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時提攜了詩人和歌德翻譯家郭沫若,堪稱我國早期研究和譯介歌德的倡導者和組織者。周輔成則在後來成了西方哲學和倫理學專家,雖未在歌德研究上有進一步建樹,但編著《歌德之認識》便足以使他在學術史上留下名字。
在中國歌德接受的第一階段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還有一位四川學人不應被遺忘;他的學術成就、影響和地位雖不及郭沫若,卻超過了周輔成。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陳铨。
陳铨1905年8月5日生于四川富順,1924年中學畢業後進入北京清華學堂,1928年結業由中國政府選派去美國留學。1928-1930年間在美國的奧柏林學院學習德語文學和英語文學,1930年通過學士與碩士考試。1930年冬赴德國留學,在基爾與柏林學習德語文學、英語文學和哲學,1933年以一篇探讨中國文學在德國的翻譯、傳播和影響的論文獲得基爾大學博士學位。[ix]
陳铨1934年回國,先後在武漢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重慶中央政治大學任教,抗戰勝利後受聘為上海同濟大學文學院外文系主任兼複旦大學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南京大學外文系德語教研室主任,1957年錯劃為右派,被貶到外文系資料室管理資料。[x] 他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文革中卻進一步受迫害以緻病逝于1969年寒冬。
1936年,陳铨把德語博士論文譯成漢語,題名為《中德文學研究》,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泛論中國文學在德國的翻譯、傳播和影響,對歌德與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關系做了重點探讨。書中設有《歌德與中國小說》、《歌德與中國戲劇》、《歌德與中國抒情詩》等專節;前述周輔成等選編的《中國之認識》所收《歌德與中國小說》一文,就節選自《中德文學研究》第二章第一節。
陳铨著述甚豐,除去研究哲學和文學的論著,還有大量戲劇創作。在中國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他主要以哲學家著稱,上世紀四十年代更是“戰國策派”的主将,作為戲劇家也曾名噪一時。陳铨著述衆多,《中德文學研究》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盡管很不起眼卻影響深遠,是我國最早做比較文學影響研究的論文之一,于中德文學文化關系研究領域堪稱開先河之作,在中國日耳曼學學科史上占有不容忽視的地位。近些年它不隻得以再版,有關的評論和研究也不少,論者大都充分肯定了它的意義和影響。[xi]
 
第二階段
進入三十年代,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華民族開始了救亡圖存的艱難歲月,由“維特熱”演變成的“歌德熱”随之消退。但即使如此,歌德也沒有完全被忘記,隻不過已從萬衆景仰的對象變成了學者研究的課題,從而開始了中國歌德接受的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研究和譯介歌德成就最大者當推馮至。
馮至1905年出生在河北涿縣,是我國現代傑出的詩人、文學家和日耳曼學學者。他與歌德的關系深廣而久遠,隻因并非四川老鄉,本文不做全面、詳細的介紹,但仍将述及他跟四川的關系,因為由此關系産生了對中國歌德接受史不可忽視的影響。
先說上世紀二十年代初馮至開始接近德國文學,便如他自述的“滿懷激情地讀了”郭譯《維特》,坦陳是“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他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相繼出版,才打開我的眼界,漸漸懂得文藝是什麼東西,詩是什麼東西”[xii]。也就是說,馮至通過四川人郭沫若的翻譯認識歌德,進而懂得了文藝和詩。再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他指導下專攻歌德并有幸繼承其衣缽的不是别人,也正是筆者這個巴蜀子弟。
馮至從三十年代末開始锲而不舍地研究和介紹歌德,翻譯了歌德的長篇小說《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和不少抒情詩,1948年出版了專著《歌德論述》,[xiii]從而奠定他繼郭沫若之後最傑出的歌德學者的地位。
以馮至為代表的歌德接受第二階段,大緻包含抗日戰争至文革結束的三十多年。由于社會和曆史原因,這段時間我國的歌德譯介和研究處于低潮;然而盡管如此,四川學者仍然并非無所作為。還是郭沫若,即使在艱難的抗戰歲月,他也沒忘記歌德和《浮士德》,作為證明,僅以戰時陪都重慶舉行的一次歌德紀念會為例。
1942年8月28日歌德誕辰193周年 ―― 在今天看來其實并不是一個非紀念不可的日子 ――,在重慶仍舉辦了一系列紀念活動;活動的主要推動者和主角都是郭沫若。在當天的“歌德晚會”上,在9月12日文化抗敵工作委員會舉辦的歌德詩歌朗誦會上,都由郭沫若做了題為《關于歌德》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分析《浮士德》豐富的思想内涵和鮮明的時代精神,指出:“《浮士德》這部書最完整地把歌德思想具象化了,把歌德自己六十年間的社會情況統統反映在裡頭了。浮士德的移山平海,建立共和國,正是反映德國社會。浮士德的苦悶就是當時社會的苦悶,而這個共和國也是市民階級心理的滿足,在想象裡幻想去安慰自己。浮士德個性的發展裡,也可以找到歌德自己的個性是如何向外發展 ……”[xiv] 報告後朗誦了《浮士德》第一部開篇的老博士獨白和其他郭譯歌德詩歌片斷,鄭振铎等當時在重慶的進步文學藝術界代表出席了紀念晚會。
繼1928年出版《浮士德》第一部之後,時隔整整二十年,郭沫若在承擔抗敵文化戰線繁重領導工作的同時,又提起他如椽的巨筆,用“不足四十天”的時間把第二部翻譯出來,于1947年11月在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在這個階段,郭沫若還翻譯了歌德的叙事長詩《赫爾曼與窦綠苔》,以及在我國脍炙人口的《五月歌》、《迷娘曲》、《對月》和《一切的峰頂》等歌德抒情詩。
在以馮至為代表的第二階段,四川學者譯介和研究歌德貢獻最突出者,繼郭沫若之後當推董問樵。
董問樵1909年出生四川仁壽,十六歲進入上海同濟中學,畢業後即留學德國,先後就讀于柏林大學和漢堡大學。1932年獲得漢堡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次年赴美國深造。1935年回國,在四川大學任教,1938年任重慶大學銀行保險系主任,1939-1945年任四川銀行經理,兼任重慶大學教授。1950年調入上海複旦大學,因感到“跟着蘇聯跑的經濟沒研究頭”,遂改行從事德國文學的研究、翻譯和教學,直至1993年逝世。在複旦從教的三十多年裡,出版了譯著數百萬字和論著多種,其中最重要的是涉及歌德的譯著《浮士德》和論著《〈浮士德〉研究》(1987)。
董問樵的《浮士德》譯成于“文革”時期。他告訴筆者,他在毫無出版希望的情況下仍堅持翻譯此書,借以表示對“四人幫”的憤懑和抗議,抗議他們踐踏知識和知識分子,因為浮士德就是一位學者,就是一位知識分子。
還值得強調的是董問樵将研究和翻譯結合起來,于翻譯中融進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因此他的《浮士德》譯本序言、題解、注釋都不乏獨到見解和新意。一個突出的例子:他認為悲劇結尾時引導浮士德升天的“永恒的女性”,應該是指“人類曆代積累而又促進人類發展的科學文化”[xv],而不是通常理解的慈愛、寬容、和平,可謂獨出心裁,耐人尋味。
至于董問樵的《〈浮士德〉研究》,則可視為繼馮至《歌德論述》之後中國第二部嚴格意義上的歌德研究專著。葉隽評價此書說:“雖然此著在1980年代方與《論歌德》差不多同時問世,但仍帶有那代人做研究頗明顯的資料轉販的痕迹,自家的學術思路突出有限……大體說來,董著問題意識清晰,考證相對謹嚴,雖然注釋仍不夠豐滿,但循其軌迹仍可‘順藤摸瓜’,是具備較高的學術史意義的著作。”因此葉隽認為,論德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實績和見地,可以跟馮至相提并論者并非南大的商承祖和張威廉,而是複旦的董問樵,也就是“北馮南董”。[xvi]  
葉隽這個“北馮南董”的定位,我看在歌德譯介和研究領域應該是成立的。它彰顯出在中國歌德接受的第二階段,四川學者董問樵确實占據着一個領先的、舉足輕重的地位。
 
第三階段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國的歌德接受随之開始第三個階段。以1982年的歌德逝世150周年為契機,迅速掀起一個歌德譯介和研究的新高潮,不但成果空前豐碩,譯介者和研究者人數也大大超過前兩個階段,其中便有本文作者這個被譽為其代表人物的巴蜀子弟。
為避免“王婆賣瓜”之嫌,筆者僅自述生平,評價将盡可能由同行專家做出。
楊武能1938年生于四川重慶。在故鄉的育才學校和重慶一中念完初中和高中,1956年考入四川外語學院前身西南俄文專科學校;一年後因俄語人才過剩轉學南京大學。1962年南大外文系德國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分配到川外德語專業任教。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歌德學權威馮至教授,開始了德語文學特别是歌德譯介、研究和教學的生涯。1981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1983年起任川外副教授、副院長、教授;1990年調四川大學任外國語學院教授,後兼文學院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在德語文學特别是歌德譯介和研究領域,楊武能取得的成績和影響得到國内外同行充分肯定。1999年紀念歌德誕辰250周年,在昆明舉行中國第二次國際歌德研讨會。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德語文學專家嚴寶瑜做總結發言,率先提出了歌德在中國接受的三階段說:即郭沫若階段、馮至階段和楊武能階段。盡管他發言用的是商榷和探讨的口吻,卻不會沒有經過慎重的思考,不可能沒有充分的事實依據。
多年後,葉隽博士進一步發展嚴寶瑜的“三階段說”,在《中國歌德譯介與研究現況綜述》一文中寫道:
“作為第三代歌德研究者的代表人物,楊武能在三個方面都将中國的歌德研究有所推進。一是《歌德與中國》較為全面地梳理了歌德與中國的關系,不管是歌德之認識中國,還是中國之接受歌德,在史料上頗提供了不少重要線索;二是嘗試在馮至的研究基礎上,有所推進,即通過文本分析加深對歌德的理解,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浮士德研究”;三是以德文撰作《歌德在中國》,使得德語學界有可能了解中國的歌德接受與研究狀況。這些方面,可以說他是代表了這代學人的歌德研究成績的。”[xvii]
著名旅德學人顧正祥2009年出版了卷帙浩繁的《歌德翻譯與研究總目》,其堪稱“古今中國歌德翻譯與研究之總結與回顧”的序言跟葉隽“英雄所見略同”,稱楊武能的專著《歌德與中國》為中國歌德譯介史的奠基之作,并多處指名不指名地列舉了楊武能的重大理論建樹,例如說“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 對歌德的評價也有了較大的轉變, 對導師的話也提出了質疑。于是, 我們的歌德不再蒙垢受辱, 不但被稱為世界文學的大文豪, 而且是大思想家, 是‘一位眼觀宇宙萬物, 胸懷全世界和全人類, 巍然聳立于天地之間的大哲和精神巨人’(楊武能語)”。還講楊武能主編的十四卷《歌德文集》“囊括了歌德文藝類各種題材的代表作, 代表了當今國内歌德譯介的最高水平”,實現了郭沫若等前輩“把他所有的一切名著傑作”“和盤翻譯介紹過來”的百年宏願,“堪稱是歌德譯介史上一座超越了前人的巍巍豐碑”。基于這種種理由,顧正祥也認為楊武能是中國歌德譯介和研究第三階段當之無愧的代表人物。[xviii]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孟昭儀和李載道主編的《中國翻譯文學史》,在評述新時期文學翻譯的一章裡,設有一個專節論述“楊武能與他的《浮士德》翻譯”,跟顧正祥所篡《總目》衆多有關楊武能的條目一樣也以譯介和研究的實績,佐證了他繼郭沫若、馮至之後青勝于藍的建樹和承上啟下的地位。
在國際學術界,楊武能作為歌德翻譯家和研究家同樣受到尊重。1999年,他分别應德國歌德學院和魏瑪國際歌德協會的邀請,作為唯一的中國學者先後出席魏瑪的“《浮士德》譯者工場”和艾爾福特的“國際歌德翻譯研讨會”,并在會上發言和代表與會者做總結報告。2000年,也主要由于研究和譯介德國大文豪歌德成就突出,他榮獲聯邦德國總統約翰尼斯·勞頒授的聯邦德國“國家功勳獎章”(Bundesverdienstorden);2001年又獲得聯邦德國的洪堡獎金(Humboldtpreis),成為我國迄今獲此國際學術大獎的唯一一位日耳曼學學者。
作為歌德譯介者和研究者,楊武能自認為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和榮譽,最重要的原因乃生逢其時。他不隻科班出身,更難得的是有幸直接師事我國日耳曼學界從南到北的衆多大家、名師:在南京大學,是葉逢植、張威廉、商承祖等帶領他親近德語文學、文化和歌德;四十歲時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是馮至、田德望等指引他深入研究和譯介歌德的堂奧。除了這些直接的師承關系,他還不同程度地受到郭沫若、陳铨、董問樵等傑出前輩鄉賢的影響,并以他們為楷模和師表。
具體講,譯介歌德他自诩郭老的傳人,不但在1980年率先重譯《少年維特的煩惱》,還出版了包括《浮士德》、《威廉 邁斯特的學習時代》、《親和力》、《迷娘曲——歌德抒情詩選》在内的多卷本《歌德精品集》,成為了中國迄今譯介歌德最系統和最多的人;在比較文學和中外文化關系研究領域,他有意無意地承襲和拓展陳铨的思路,率先以《歌德與中國》一書開展歌德與中國關系的雙向考察;特别是研究歌德,他作為馮至的入室弟子,“在馮至的研究基礎上有所推進”,在中國率先評說了歌德有關“世界文學”、文學翻譯和比較文學的思想,強調了歌德不隻是大詩人、大文豪,更是一位大思想家,提出了浮士德精神不僅限于自強不息,還包含仁愛和人道精神……[xix]
正是站在一個個巨人的肩膀上,享有取衆家所長的學術背景和傳承優勢,再加改革開放的良好人文環境和學術氛圍,才成就楊武能,使又一個四川學子經過不懈努力終于成為當代中國歌德譯介和研究的領跑者,成為其百年學統的主要傳承人。
綜上所述,在中國譯介與研究的所有三個階段,四川學人都地位顯赫,成就突出。
 
下篇:歌德與四川
 
就本文論題的前半部分即四川與歌德,已經講了很多;其後半部分即歌德與四川雖無如此豐富的内容,但仍有二三不乏趣味性和啟迪意義的話題,值得簡單說一說。
 
歌德随馬可·波羅神遊成都
話說在成都的地标建築九眼橋與合江亭之間的錦江河上,2003年8月聳立起了一座明清風格的三孔仿古石橋——“安順廊橋”。橋上覆蓋着裝飾華麗的兩層重檐屋頂,遠遠望去猶如一艘橫卧在江上的巨大樓船。這座橋的原型古安順橋始建于1680年前後,也就是說其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在新橋南橋頭的黑色大理石紀念牆上,镌刻着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 (公元1254——1374年),的畫像以及他橫穿亞洲大陸的線路圖,因為這位威尼斯人曾從古安順橋上走過,并稱它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四座中國橋梁之一。在聞名世界的《馬可·波羅遊記》題名為《成都府和大江》的一章中,有如下一節文字:
“成都有許多大川深河發源于遠處的高山上,河流從不同方向圍繞并穿過這座城市,供給該城所需的水。這些河流有些寬達半英裡,有些寬兩百步,而且都很深。城内有一座大橋,橫跨其中的一條大河,從橋的一端到另一端,兩邊各有一排大理石橋柱,支撐着橋頂。橋頂是木質的,裝飾着紅色的圖案,上面還鋪着瓦片。整個橋面上有許多别緻的小屋和鋪子,買賣衆多的商品,其中有一個較大的建築物是收稅官的居所。所有經過這座橋的人都要繳納一種通行稅,據說皇帝陛下每天從這座橋獲得的稅金就有一百金币。”據學者考證,馬可·波羅在此描寫的就是成都的安順橋。[xx]
歌德呢,則是通過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認識了解中國,[xxi] 而《馬可·波羅遊記》更是一讀再讀。也就是說,歌德曾經跟随馬可·波羅神遊我們的成都以及四川的另外一些地方,對我們四川的曆史、文化、風土人情等等有過一定的了解。[xxii]
 
蘇東坡——古代中國的歌德
研究歌德與四川的相互關系,除去上述影響和接受的考察,還可以做平行比較研究。在此之前,中國學者拿來跟歌德比得最多的無疑是孔子,例如辜鴻銘、郭沫若、唐君毅、張君劢等等都發表過有關言論和文章。這當然沒有錯,因為隻有孔子像歌德一樣地博大精深,能代表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品格、思想,對後世和世界有着長遠而巨大的影響。但這樣比有一個缺陷,就是忽略了歌德首先是一位作家,是一位詩人,所以又有學者順理成章地拿李白、杜甫跟詩人歌德做比較。[xxiii]不過在我看來,從古至今,真正能與跟歌德相提并論的中國作家隻有兩位,而這兩位又都是咱們四川的鄉賢,即現代的郭沫若和古代的蘇轼。以郭沫若與歌德為題的文章已經很多,[xxiv]這裡隻說蘇轼。
蘇轼号東坡,四川眉山縣人,生于北宋仁宗景佑三年即公元1037年。作為文學家,蘇轼像歌德一樣才華橫溢,不但吟出了“西湖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等不輸于前朝任何詩人的絕美佳句,還唱出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等震爍古今的豪語雄詞,從而開創豪放詞派,使宋詞取得了與唐詩并立的崇高地位。作為散文家,他居于唐宋八大家前列;作為書法家,他取法古人卻能自創新意,繼王羲之、顔真卿之後獨領一時之風騷;他還是一位風格獨特的畫家。他跟歌德一樣性格浪漫,才思敏捷,作品也氣象萬千,風格豪邁,富有哲理,總之,跟歌德一樣既是詩人、作家,又是藝術家、又是哲學家,也即同時朝各個方向發展的所謂“通才”和“人中之至人”。如此地多才多藝,豪邁、深邃,細想起來,中國古代作家能達到蘇轼的境界以緻堪與歌德比肩者,實難找到第二人。
《蘇轼與歌德》是一個别出心裁的大題目,用它足以寫成一篇大文章,限于篇幅在此隻能抛磚引玉,希望不久的将來有新一代的歌德學者把文章接着寫下去。
                                                               *
中國歌德研究和譯介的學術薪火代代傳承,四川外語學院新成立的歌德研究所有望成為傳承長途中的一個重要驿站。
注釋:



[i]  詳見拙作《歌德與中國》97-98頁,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版。
[ii] “人中之至人”(der menschlichste Mensch)是與歌德同時的德國大詩人維蘭特對他的評價。
[iii]  詳見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年版《三葉集》所收郭沫若一月十八日緻宗白華的信。
[iv]  有關郭譯《維特》産生的巨大影響,詳見《歌德與中國》112-116以及149-154頁,
[v]  引自戈寶權《談郭沫若與外國文學的問題》,見《郭沫若研究論集》307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vi]  詳見《歌德與中國》161-162頁。
[vii] 葉隽:《中國的歌德譯介與研究現狀綜述》,載2009年2月24日《中華讀書報》。
[viii] 詳見《歌德與中國》119-121頁。
[ix]  陳铨的博士論文題名為Die chinesische schöne Literatur im deutschen Schrifttum, 1933年
漢堡J. J. Augustin出版社出版,作者署名Chuan Chen;本書1971年在台北出版時書名譯為《中國純文學對德國文學的影響》,較1936年在上海出版時的《中德文學研究》更加貼近原文。
[x]  1957至1962年,筆者就讀于南大,雖無緣聽陳先生講課,卻時常到他那裡借還圖書,偶爾問他問題都能得到很好的解答,也應該算他的學生。
[xi]. 參見蘇春生《陳铨的東學西漸文學觀》,載《文學評論》2006年。曾一果、季進:《陳铨:異邦的借鏡》,天津出版社2005年版。
[xii]  見《歌德畫冊裡的一個補白》,載《世界文學》一九八一年第六期;《自傳》,收《馮至選集》第二卷。
[xiii]  此著是中國歌德研究的奠基之作,後經作者增訂更名為《論歌德》,于1986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xiv] 轉引自姜铮《人的解放與藝術的解放》,時代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頁;詳見1942年4月15
  日出版的《筆陣》第8期和同年9月13日的重慶《新華日報》。
[xv] 見董問樵譯《浮士德》,複旦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694頁注2。
[xvi]  葉隽:《中國的歌德譯介與研究現狀綜述》。
 
[xvii] 見葉隽:《中國的歌德譯介與研究現狀綜述》。
[xviii]  參見顧正祥《歌德漢譯與研究總目》,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編著者引言及相關條目。
[xix]  參見拙作《走近歌德》(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和《三葉集》(2005年巴蜀書社)所收《他不是“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的兒子”》和《思想家歌德》等有關文章。
[xx]  請參閱中國書籍出版社2009年版《馬可·波羅遊記》(餘前帆譯)第二卷第38章《成都府和大江》。
[xxi]  僅據魏瑪公爵圖書館一處的借書登記進行統計,歌德在1813年至1819年間借閱有關中國的圖書就不下四十四種,其中《馬可·波羅遊記》是一借再借。
[xxii]  國内外學術界對《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僞一直存在争議,但這并不影響歌德通過它神遊了成都和四
川這個事實。
[xxiii]  梁宗岱《詩與真二集》中的《李白與哥德》;馮至《論歌德》中的《杜甫與歌德》。
[xxiv]  請參閱拙作《歌德與中國》155-187頁,《郭沫若——中國的歌德》,載《郭沫若學刊》,2004年1期。
(轉載自《中國歌德學會通訊》第二期)
 


 
點擊:
返回頁首 返回上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