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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友誼的使者戈寶權

來源:新民晚報   發布時間:2016-01-12


1957,毛澤東(左一)林伯渠(右一)向伏羅希洛夫(左二)贈送《偉大的友誼》畫冊,右二為戈寶權


195810,出席亞非作家會議中國代表團,團長:茅盾(右五)副團長:周揚(右六)、巴金(右四)、戈寶權(後左四),團員:葉君健、劉白羽、曲波、祖農·哈迪達爾、季羨林、趙樹理、袁水拍、郭小川、納·賽音朝克圖、庫爾班·阿裡、許廣平、張庚、楊朔、楊沫、瑪拉沁夫、謝冰心、蕭三、高莽



戈寶權(右一)1932年于大夏大學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1935年出任駐蘇聯記者前和同學好友合影留念



19577,戈寶權(旁立者)陪同米高揚(左一)等參觀北京天壇回音壁



1935,戈寶權(後排左一)任《大公報》駐蘇聯記者,與國民政府駐蘇聯使館人員合影



刊登戈寶權譯著的部分雜志



戈寶權在北京家中書房


 

他一生出境訪問七十多次,除去青少年時期和“文革”十年動亂不計,平均每年大約出訪一次半。對他如此熱心緻力于對外播種友誼和促進文化交流,江澤民同志曾于1997年12月6日,為出版懷念他的畫冊題詞:“文化和友誼的使者”。這位使者,就是我國已故的著名外事活動家兼翻譯家戈寶權。
結識戈寶權
我與戈寶權相識于1978年,那時他早已是位大名人,我這個無名之輩得以認識他,全因《譯林》結的緣。當時我奉命創辦《譯林》外國文學雜志,可我在翻譯界一個人也不認識。着急之際,見報載戈寶權是江蘇人,我就冒昧給他去信,請求對家鄉這個新辦的刊物給予指教和幫助。原不敢抱多大的期望,誰知竟收到戈寶權一封熱情洋溢的回信,還附了羅馬尼亞詩人愛明内斯庫的六首譯詩,供《譯林》創刊号刊用。得到這個超乎意料的支持,無疑大大增強了我們辦好《譯林》的信心。
1979年冬,我邀請戈寶權到無錫出席《鐘山》、《譯林》合開的筆會,這是我首次與他會面,他那平易近人的風度,使我們倆一見如故。他坦陳了對辦好《譯林》的許多看法,對《譯林》确定以“打開窗口,了解世界”為宗旨、重點譯介外國當代新作這一辦刊方針表示肯定與支持。可以說,戈寶權是我不惑之年才結識的外國文學界的啟蒙老師。是他,幫助我極為不易地約請到錢锺書、楊绛、卞之琳等許多著名學者出任《譯林》編委,有力地提升了《譯林》的名望。其中錢锺書夫婦答應當編委,還有個有趣的波折。
錢锺書向來謝絕出任當編委這類挂名的差事,也許禁锢多年,他很看好《譯林》“打開窗口”這個宗旨,這次破例答應當《譯林》編委。随之戈寶權又建議我,趁機把楊绛也請了,我當然照辦。算我運氣好,錢、楊二老都答應了。可是當我把編委名單送給當時我的主管審閱時,此人一向搞政治宣傳,對楊绛的學術聲望一無所知,竟将她的名字删掉了。面對頂頭上司這種無知的決定,我雖想不通但又不能不執行,隻好編了個明顯站不住的理由,去信說《譯林》才創刊,編委人數不宜太多,楊先生打算放在下一步再請。錢锺書接信當然很不高興,立即把他自己原先的答應也收回。那位上司見此情景,又要我再去做工作,這一下可真把我為難死了。沒辦法,我隻好認錯自責,再央求戈寶權出面幫我“救火”。 戈寶權還真仗義,連忙親自上錢锺書家當說客。我不知道他使用了什麼辦法說服他們,反正最後總算雨過天晴,錢锺書、楊绛夫婦不但都接受了擔任《譯林》編委的邀請,而且還開啟了我與他們往後密切的交往。回首往事,引薦我去見錢锺書的是巫甯坤,但促成我與錢锺書夫婦深厚友誼的就是戈寶權了。
1980年春,《譯林》創刊号因刊登英國當代偵探小說《尼羅河上的慘案》,被一位外國文學界權威上書中央領導,指責《譯林》“趨時媚世”,“五四以來中國出版界從未如此堕落過”,此信被批轉江蘇省委處理,當時《譯林》面臨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幸好當時中央對文藝實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政策,對“譯林事件”沒有追究。事實上,當時文藝界支持《譯林》開放方針的也大有人在,戈寶權就是笫一個公開支持《譯林》的學者。他針對一位外國文學專家,批評《譯林》“打開窗口”的方針,是“把蒼蠅蚊子都引進來了”,立即發表《讓窗子開得更大些吧》一文,鮮明地堅持對外開放。在後來多年的辦刊實踐中,無論是約稿、評獎,還是開會、搞活動,戈寶權都是有請必到,有求必助,更因《譯林》的結緣,引伸出他與家鄉江蘇,在文化、教育、出版、外事等多方面建立起密切的關系。
素描戈寶權
戈寶權(1913-2000)是江蘇東台人,他的叔父戈公振,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報人,曾與鄒韬奮、葉聖陶等知名文人一起,積極投身愛國民主活動。戈寶權深受戈公振的影響,青年時期就接觸愛國進步思潮,關注蘇聯的十月革命。在上海大夏大學讀書時,他就廣泛閱讀世界文學名著,特别是俄蘇的經典名著,同時積極自學多種外語,開始翻譯俄、英、日文的文學作品。這些經曆,為他後來從事的對外文化活動,無疑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1935年起,戈寶權作為天津《大公報》的記者駐蘇聯三年,1938年回國進入《新華日報》,并秘密入黨。此後受周恩來指示,先後在香港、重慶、南京等地從事文化工作。解放後先是當外交官,後來改做外國文學研究工作。戈寶權一生的成就涵蓋了許多方面,依我看最重要的,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外事交往,二是文學翻譯。
先說外事交往。解放前夕,他就奉命以新華社記者的身份,代表我黨赴莫斯科接收國民黨駐蘇大使館,1949年7月,曾陪同劉少奇秘密訪蘇。新中國成立後,他出任我駐蘇大使館首任臨時代辦兼政務文化參贊,是建國初期我對蘇外交活動的重要參與者。5年後奉調回國,任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副秘書長。在這期間,因所謂“一篇文字洩密”問題一度蒙受不白之冤,事情澄清後,調任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蘇聯東歐室主任。從此,他專心緻力對外文化事業。
他畢生大部分精力,獻給了中蘇文化交流。早在上世紀30年代他擔任駐蘇記者時,就協同戈公振,促成了梅蘭芳和胡蝶赴蘇演出。這期間,他有幸見到高爾基和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的夫人,還參觀了托爾斯泰故居,出席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葬禮,以及紀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活動。三年的記者生涯,不僅使他增進了對俄蘇文化的了解,更使他的俄語水平大大提高。後來他任職駐蘇大使館及中蘇友協總會期間,除當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宋慶齡等多位領導人的俄文翻譯以外,還參與中蘇高層互訪和對蘇文化交流的許多重大活動,結識了愛倫堡、費德林、法捷耶夫、蘇爾科夫等多位當年蘇聯文化界名人。戈寶權接觸蘇俄文化界之廣泛,以至有俄國友人風趣地說,戈寶權在蘇俄文化界的名聲,也許比在中國文化界還要大。
除蘇俄以外,戈寶權的外事活動,還遍及歐美亞非許多國家。1958年他參加茅盾、周揚、巴金率領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出席亞非作家會議,結識了多位研究歐美文學、漢學、魯迅學和世界語的學術同行,增進了彼此的交往。他先後以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參加文化紀念活動,出國講學,受邀與國際友人會面等方式,出訪過三十多個國家,傳達了中國人民在經濟和文化建設進程中的聲音,促進了外國朋友對我國的了解與友誼。除駐蘇使館五年的外交官生涯外,數十年如一日,戈寶權不是外交官,卻不遺餘力地做着民間外交的工作。俄羅斯著名漢學家費德林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戈寶權沒有變成職業外交官,他出色地執行自己的愛國職責,可是吸引他的不是外交官的功名,而是文學與藝術,那種迷戀是他的志向,任何力量也鉗不住他那種向往。”這是對戈寶權十分貼切的評價。戈寶權正是憑着自己這種執著的志向,被莫斯科大學和巴黎第八大學授予名譽博士榮譽,并于1988年榮獲蘇聯最高蘇維埃頒給的“各國人民友誼勳章”。能獲得這枚勳章相當不容易,迄今我國僅有曹靖華、戈寶權、巴金三人獲得。
再說翻譯成就。戈寶權不僅精通俄文,還掌握英、法、日、烏克蘭、羅馬尼亞、世界語等十多種外語。早在三十年代上大學時,戈寶權就開始翻譯拜倫、雪萊的抒情詩,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以及日文作品。1937年他參加普希金家鄉紀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時,開始翻譯和研究普希金的詩,抗戰時期雖居所不定,但他仍堅持擠時間譯詩。1947年《普希金詩集》公開出版,這是戈寶權出版的第一本譯文集。
此後他既翻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羅斯古典文學名家之作,也翻譯高爾基、愛倫堡等當代蘇聯作家的作品,還翻譯東歐及亞非拉作品。八十年代北京出版社曾出版《戈寶權譯文集》,合計五卷、三百多萬字。他翻譯的高爾基《海燕》,曾收入我國中學課本;他的一些翻譯論文,已被譯成英、法、德、西、日等多種外文。他是我國研究普希金最早最全面的學者,1987年普希金逝世一百五十周年時,他修訂再版的譯作《普希金詩集》,獲得中國社科院1977~1991優秀科研成果獎。他還榮獲蘇聯最高文學獎“普希金文學獎”,烏克蘭作家協會的“伊萬·弗蘭科文學獎”和“白俄羅斯翻譯獎”。為表彰戈寶權的翻譯貢獻,1989年香港翻譯協會又授予他“榮譽會士”的稱号。
懷念戈寶權
戈寶權離開我們十多年了,他的優秀品格和學術成果,值得傳承的有很多,以下幾點尤其令人懷念。
一是勤奮鑽研。錢锺書曾評價戈寶權:“外語懂得多,掌握外國文學資料多”。這“兩多”全靠戈寶權勤奮好學而來。他在大學隻必修英文,後來掌握的十多種外語,全是他自學的。而且他涉獵極廣,除外國文學以外,對翻譯理論、中外翻譯史、中外比較文學、古代神話、世界宗教、以及魯迅學等等,他都有廣泛研究,成果累累。特别是他有過目不忘的好記憶,一絲不苟的治學态度,重視搜集和積累各種史料和數據,以至常常被人稱做“活字典”或“活的百科全書”。羅曼·羅蘭是否寫過信給魯迅,曾是我國文壇長期争論的一個話題,為此戈寶權查了中、法好多家圖書館,還特意走訪羅曼·羅蘭夫人,終于得出否定的确切答案。郭沫若獲悉後,曾稱贊戈寶權是個做學問的有心人。
二是愛書如命。戈寶權一生惟一的愛好就是買書。平時在北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書店。每出差到一個新地方,他最有興趣去逛的,就是那裡的舊書店。“文革”期間,他每月隻有25元生活費,他仍擠出錢來買書。1935年他在莫斯科時就訂購了一套百年紀念版的《托爾斯泰全集》,此後出一本他就買一本,曆經三十年,終于買齊了全套91卷,成為我國這套版本最全的收藏家。1986年經我提議和“鼓動”,戈寶權夫婦同意将兩萬多冊藏書捐贈給南京圖書館,在館中專辟“戈寶權藏書室”,2001年戈寶權夫人再将戈寶權生前自用的一批工具書及參考書捐贈給南京大學圖書館。戈寶權因捐贈僅有的财産兩萬多冊藏書所得的獎金又悉數捐出,在《譯林》設立“戈寶權文學翻譯獎”,用以獎掖扶持翻譯新人。
三是克己奉公。戈寶權買書很慷慨,而在其他方面,他卻非常克己奉公。熟人常戲稱戈寶權為“老十級”。原來一開始實行薪給制,戈寶權是“三八式”老革命,工資早就定為十級。此後每次調工資,他總是謙讓,把調資名額讓給别人,以至直到逝世。許多人認為他太吃虧了,但他自己不計較。戈寶權一生有過三次婚姻。第一位夫人鄭興麗是位歌唱家,育有一女。笫二位夫人沙莉娜,後在高校任教,育有一子。第三位夫人梁培蘭,會計出身,是在“文革”患難中與戈寶權相愛而結合。她可是戈寶權後半生的賢内助,不僅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在戈寶權逝世後,她更頑強地承擔起整理、編輯《戈寶權畫冊》和《戈寶權紀念文集》的任務。安徽教育出版社計劃出版《戈寶權全集》,梁培蘭又在為搜集全集的内容而辛勞。
戈寶權的人格魅力,将與他的學術成就一樣,永遠銘記在人們心中。

(作者:李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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